采取“共治模式”的最大好處，可更好的應對行業激烈的競爭挑戰，還可以讓接班群體在工作中慢慢學習傳承，在相互學習中成為通才，未來更能掌舵企業的戰略發展走向。
另外，“共治模式”下的傳承接力，是二、三個人的共同接班，某種角度上可視為團隊接班。在公司“強人”歷史退潮下，不愧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集體決策更利于企業的持續及穩定。
一種傳承模式的選擇，會影響并造就企業競爭優勢，當然，在模式的選擇上，除了考慮企業股權結構、稅務法規以及金融環境外，還要顧及企業領導人的理念、公司的商業模式、家族治理模式等，也還要考慮行業競爭程度及發展路徑等方面要素。王文京在用友下一個30年中，怎么來安排代際交棒，是不是也會考慮“共治模式”，留待進一步觀察。
30年前，用友的王文京租在9平米小房里，白天推銷，晚上編程，常常熬到深夜才睡覺，而且還是蜷縮在沙發。上月胡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胡潤2018中國富豪榜上，王文京財富高達250億，在原有“中國軟件首富”層級上，再次奪回“江西首富”寶座。
年長的上饒老鄉贊曰：江西首富，是我們村的驕傲，原來是那個騎在牛背上的放牛娃呀！
從牛背上的放牛娃到中國軟件業首富
上饒縣煌固鎮的徐氏宗祠
用友網絡集團董事長王文京，生于1964年12月，祖籍江西上饒煌固鎮塘里村的嚴宅自然村。塘里村位于煌固鎮北，是當地扶貧攻堅重點。三年前，這里的村集體經濟為零，1351戶村民中，光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就有185戶。
據當地老鄉介紹，王文京小時候家里的條件并不好，連讀書都靠著哥哥供著，可王文京有出息，讀書一直很努力，總是拿獎學金。出身農家的王文京，總忘不了兒時放牛、騎牛經歷，“在牛背上的感覺，很特別，充滿挑戰”。王文京是“文”字輩，父親給他選擇了“京”字，冥冥之中，后來的王文京創業歷程中，與“京”字結緣，成了一個北京中關村走出來的中國軟件業首富。
父親給兒子王文京名字里加個“京”字，也是其本人的一段美好回憶。王文京的父親，曾是舊社會時的大學生，曾在北京工作過。上個世紀50年代，因出身成分不好，回到老家江西做了煤礦的工人，平常，經常給兒子談及當年在北京的故事。
上饒煌固，被譽為“狀元故里”，在煌固鎮的煌固村，有一處當地有名的“七棟屋”，系南宋狀元徐元杰的子孫于乾隆三十三年建成的，另外還有一座徐氏宗祠，供奉徐氏先祖。徐元杰，被南宋理宗帝趙昀欽點為新科狀元，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文學家，也是南宋時期江西上饒僅有的一位狀元。
煌固村徐氏“七棟屋”
傳統的家庭教育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家訓家風，包含著很多價值觀、倫理觀和道德觀。如今，狀元徐元杰家訓家風，被當地作為弘揚本地傳統文化重點工作之一。“狀元家訓”中，如“立志篇”：“中庸之道，圣人所知；學習禮儀，方少年時。要樹雄心，須立大志；刻苦鍛煉，德才雙齊。”而“正心篇”說：“心有所念，不得其正；心有不正，誰人肯信。為人忠懇，此乃本分；言而有信，承諾是金。”
王文京家庭，也受徐元杰家訓家風影響，父母常以其來教育他，如今，王文京被當作受徐狀元家訓家風影響的典型代表。1979年，王文京考上江西財經大學，時年15歲，引發全村轟動，“山窩窩又飛出金鳳凰”。畢業后，王文京分配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1983年8月，王文京坐了一天多的火車，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這是他父親心心念念的地方。
據說走出了這個小鄉村后，王文京每逢過年，常會回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王文京捐款200萬建煌固鎮塘里村完小。2012年，在出生的塘里村捐建了老年活動中心；2015年，他又捐160萬完善煌固鎮汪村學校基礎設施建設，另外還捐了一批教學電腦。
1989年的王文京
受“下海”潮影響，30年前，24歲的王文京和同事蘇啟強參加了一場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政策說明會。聽完后，二個人熱血沸騰，做出了一個改變人生的重要決定：辭職下海，到中關村創業。從體制內到體制外，跨出這一步可不容易，何況還是讓人羨慕的部委工作；當然了，王文京若不走上這一步，可能失去干一番事業的機會。
后來，王文京把當年從機關辭職“下海”創業，說是“一個體制的。企業體制的突破”。他說：“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不可能的，你割資本主義尾巴，你不可能做個體，也不可能做私營。”
在機關，王文京曾拿過“新長征突擊手”稱號，是一個工作很努力的人。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父親說后，父親一是震驚、二是反對。“國家機關這么好的單位，很多人想進都進不來，你要去做個體戶。你這是從米缸里跳進米糠里！”王文京給哥哥王文泉寫了一封信：“父親不贊同我出來辦公司，但現在形勢這么好，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有把握。”
王文京在機關從事的是金融財務工作，天天與算盤打交道。用友創辦于1988年，其前身是位于中關村那套租來的9平米小房子辦起的“用友財務軟件服務社”。當初，王文京創業資金僅有5萬元，配置的是一臺長城0520DH電腦，第一年營業額8萬元。日子雖過得苦逼、艱辛，可那段時光，也是他最喜樂的時間。
草創之初，為什么以“用友”取名？據說，當年王文京為了公司名稱苦思冥想了二個月；偶爾一天，他讀到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的一篇報道，說美國有一種叫“用戶之友”軟件，頗受歡迎，于是，“用友”企業名稱誕生了。
王文京生早年與用友研發人員在加班中
1997年，用友的營收突破一個億，第二年，又升至一億二千萬元；這一年，昔日極力反對兒子辭職創業的父親，終于說出了“你是對的。”2003年，王文京的父親去世，而在此之前的2001年5月18日，用友軟件在上交所掛牌上市。敲鑼那一刻，已證明了兒子當年的決定是對的。王文京生后來說，父親的不理解和極力阻撓，自己完全理解，畢竟他老人家經歷的那個時代背景不一樣。讓父親理解自己的選擇，也是自己創業的動力。
用友在A股上市，是當年國內第一家上市的民營高科技企業。對于從草創初期“苦逼”日子走過來的王文京來說，用友的成功，與行業市場化變革息息相關。用友成立第二年，即1989年，財政部發布了關于會計軟件的政策中提到，經營財務和軟件的企業，不管何種性質，只要通過財務部門相應標準的評審，產品就可以向市場推廣。
“打開一扇窗，迎來新視野”，如此大背景下，市場化加速商品推廣；另外，資本市場的開放，也讓王文京的用友商業價值能到更好體現。事實上，王文京1997年籌備上市時，因IPO排隊太長，曾一度考慮香港上市，有不少人勸他找“殼”上市。
事實上，這期間王文京也并非專注、心無旁騖。這山看來那山高，他曾赴海南嘗試玩地產，不過是失敗的，正因如此，他后來才專注下來不再搖擺。當時，京城奔海南“淘金”的人很多，曾是一股熱潮，比如SOHO老板潘石屹，26歲時去了海南。道理很簡單，風口之上，不是每一只豬都能上天的！
家族企業的創業導向與企業成長，與企業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很多研究表明，制度環境的正向調節與完善，對企業創業導向與成長的影響是增大；而打造家族傳承創業的良好生態體系，是企業的轉型創新及升級的生長“溫床”。
王文京與用友的下一個30年是什么？
用友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文京
從1988～2018年，用友邁過了30載，王文京與用友跨出了三大步，其每一步，都伴隨著與時俱進的創新；換句話說，這30年，王文生贏取的每一次財富增進，是牢牢把握住每一次技術革新浪潮帶來的機遇。
用友管理軟件1.0，中國企業的會計電算化進程推進一大步，而當用友2.0來臨時，中國企業又朝信息化建設躍上一個臺階。當數字化建設到來，用友進入了3.0時代。30年風雨中，如今的用友的客戶數量已超300萬家。
回溯用友30年的發展歷程，王文京說他得益于三個方面：一是要傾聽客戶。客戶深層次的需求，是企業技術和產品發展的終極源泉，也是企業戰略發展的不二法門。第二，要敬畏技術，因為技術潮流就是時代進步的節律。第三，要榮于生態。任何一個企業，都會有自己的特性，當然也會有它的局限；再大的力量，也總會有邊界。
如今的用友，企業戰略定位是企業與公共組織軟件、云服務、金融服務提供商。在王文京的構想中，用友要形成以用友云為核心，云服務、軟件、金融服務融合發展的新戰略布局，做一個領先的綜合型、融合化、生態式的企業服務提供商。
用友網絡董事長兼CEO王文京
10月24日，全國工商聯在京發布《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名單》，用友網絡董事長兼CEO王文京入選。
30年前創辦的用友軟件服務社，事實上就是人們常說的“個體戶”，直到1990年3月，才正式成為一家私企——“北京市用友電子財務技術有限公司”，而這也是當時北京中關村最早的一家私營高新技術企業，可以說，王文京當年是趕了早集。1993年，用友軟件拿到私營高新技術企業牌照，編號“SY0001”，即私營0001號；在民企高新企業注冊中，王文京又再一次搶先，跑在最前頭。
對于當下的王文京來說，用友下一個30年是什么？可能是最迫切的問題。
王文京在互聯網大會上
目前，中國的軟件業務收入處于平穩增長狀態。今年1-8月，中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完成軟件業務收入達3.95萬億元，同比增長14.8%，而用友2018年前三季度總營收同比增長超過35%，顯然高于同行業平均增速。
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產業發展，特別是發展工業互聯網，建設的核心力量已不僅限于軟件研發及服務企業。比如，像富士康、海爾、三一重工等不少龍頭制造企業，在驅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已有較強的工業知識和模型沉淀能力。
三一集團很早就孵化出工業互聯網賦能平臺——“樹根互聯”，其不僅參與傳統制造轉型，甚至已跨界到城市管理，且體現出跨行業、跨領域的賦能特征，并建立廣泛的生態合作。
在工業物聯網及工業大數據不可逆的發展推動下，傳統的工業制造本身對于物聯網轉型的具體方向，有著很高的敏感性。三一重工的研發總監黃健表示：“三一有一個樹根互聯，是做工業物聯網平臺，平臺可以免除一些小的公司去做底層的數據接入、數據儲存的投入，而我們屬于根云的特殊用戶，因為我們起步其實比較早，從10年就開始了，所以有一些應用我們自己會先做，但我們目前基礎設施部分也是用他們的。”
三一眾創
黃健認為，對于一些ICT公司來說，他們就會比較頭疼怎么樣拿到數據，怎么樣標準化數據，可我們的產業讓我們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對于設備我們有充分的應用場景，我們現在接入的主要設備是挖掘機、風機，挖掘機在外大概有十六萬臺，每十秒上傳一次數據，數據包括它的檔位、時長、溫度等60多個參數。
另外，像阿里、華為，也包含用友、浪潮紫光等大型ICT企業，他們基于云計算、大數據等使能技術，投入到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大潮中，像用友今年7月，就大舉增資上海畫龍，目的就是建立大數字生態。
問題出現了，無論是以云服務對接如雅戈爾等商業零售，抑或是服務企業數字化，投身工業互聯網，其在整個生態系統中優勢是什么，要把握何種地位和力量，融合中又如何在競爭中取勝、做強，都是一大挑戰。
另外，對于諸如用友等軟件業強龍來說，核心關鍵技術瓶頸仍亟待突破。隨著大數據創新應用的深入拓展，當下及未來的大數據技術與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的相互融合與滲透，包括多技術融合的新應用都將不斷涌現，在這融合創新的浪潮中，用友該做什么，又能做什么，能否再像前30年那樣引領行業領域呢？
董事長王文京、副董事長郭新平及董事吳政平在用友30年慶典
10月27日，用友在北京奧體中心迎來30歲的慶生盛典，他們喊出了用友再出發、世界級的口號。對于一家民企來說，擺在創始人、掌門人王文京面前的“30年再出發”，恐怕是下一步如何啟動用友的代際接力規劃；而寫好用友下一個30年故事，最為關鍵的是其接力的力量。
股權架構，是家族企業治理的基石，從控股層級關系上看，控股股東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用友網絡”的30.84%股權，實際控制人為王文京，持有用友網絡的股權比例為42.14%。目前，北京用友科技、上海用友科技咨詢、北京用友企業管理研究所分別為“用友網絡”第一、二、四大股東，分別持股28.69%、12.21%、4.01%。其中，北京用友科技是王文京100%控股企業。
從股權架構上看，用友網絡系王文京家族企業，而用友高管層中，其中尚未有其家族成員分布，也就是說，職業經理化是用友日常管治的主要模式。
1988年，王文京與搭檔蘇啟強在海淀南路租下的9㎡小房間
目前，王文京的用友高管團隊中，持股數最多董事吳政平，持股數110.50萬股，且多數均持有上市公司用友網絡多少不一的股權，可也有例外的。比如現任用友網絡副董事長、董事的郭新平，也算是用友“功勛級老臣”，比王文京大二歲的郭新平，他于1989年就加入用友，此前他也是在部委機關工作，可其直接持股數卻是為“0”。
近年來，用友的主要高管日趨年輕化，比如現任上市公司“用友網絡”的陳強兵，生于1976年，今年42歲。目前，用友高管層主要以董事長王文京、副董事長郭新平及董事吳政平組成“領航三人組”，是用友的領導核心層。
三位領航人中，年齡最小的是吳政平，生于1979年，除出任用友網絡董事外，還擔任北京用友幸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他曾榮獲“2004中國CFO年度人物”稱號，亦是掌門人王文京校友，同樣畢業于江西財經大學，江西德興人。
用友網絡董事吳政平
當下，科技業普遍面臨接班議題，不少科技業大佬紛紛退出一線。比如臺積電張忠謀等已進入退休生涯，聯電創始人曹興誠也僅出任榮譽董事長。另外，華為也啟用“輪值董事長”機制，毫無疑問，這也是為“后任正非時代”做準備。
由于用友王文京家族其他成員，未實際參與公司日常運作中，未來假如王文京考慮退休，其接班人選極有可能不會從其家族成員中產生。目前，王文京家族成員均非常低調，四年前網上傳出澳洲買豪宅消息，當時，那套豪宅新的主人，中國軟件首富王文京的妻子Sonia Yan Song。
無論是華為的管治模式布局，抑或是臺積電，科技業在布局接班人的模式上，多考慮一種共治接班模式，或者說雙人或者多人的集體接班模式。從臺積電、聯電到研華等科技私企巨頭，之所以接班非一人而治，而是運用“二人共治”、或“三人共治”，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今天的高科技或新商業領域，不光是透過資本的投資、人力的投入達到成長的目的與目標，更需要非常細分的創新與管理。
用友30周年慶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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